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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19-06-13 18:24 作者:admin 养殖网注册

闲话《红楼梦》作者研究(现代)

闲话《红楼梦》作者研究(现代)

  (注:为了便于研究,我们以五四运动后到2000年以前定义为《红楼梦》作者研究史的现代时间段。

) 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,结束清王朝的统治,中国的穷苦文人,从人身与精神上摆脱了封建社会的桎梏。

而五四运动的声浪,更是点燃了青年文人的激情,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新文化运动。 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、钱玄同、李大钊、蔡元培等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,而在红学研究上,以胡适与蔡元培为代表,开启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。   新文化运动中,《红楼梦》依然是热点。 《红楼梦》的研究,除了文本、作品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研究外,人们无法回避三个话题:一是《红楼梦》中所记述的数位创作者中,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、谁是第二作者或第三作者;二是《红楼梦》创作的原型或记录是对象是什么;三是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不是一个整体。 而作者的探讨,自然也就成了不可或缺的问题。 不过,要弄清作者问题,需要有足够的证据与线索,非口舌相争所能定论的。

  然而,即便是清朝灭亡了,压迫真正作者家族的这座大山搬走了,却依然没有人出来举证与提供线索。

面对逝去的历史上、缺失的史料、众多的嫌疑人,研究者们要找到真正的作者,自然是大海捞针,无从下手。

  青年时期的胡适,敢想敢说,他以“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”的方法,依据明义与袁枚、俞樾的说法,撇开了“石头”、“空空道人”“孔梅溪“、”吴玉峰“等人,将著作权锁定在”披阅十载“的曹雪芹身上,并发表了对红学影响巨大的《红楼梦考证》,将曹雪芹考证成了江南织造曹寅之孙,否认了袁枚关于曹雪芹是其子的说法。   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,并没有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,而是遭到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批评。 而胡适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,也如他指责蔡元培是“猜笨谜“一样,摆脱不了”乱点鸳鸯谱“的诟病。 现在,也有人也指出,胡适当初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,“大胆假设”去做学术,实际上是不严谨的,也是一种“有罪推定”的方法,这种方法自然一直处于争议之中。

  而在胡适将《红楼梦》作者考证或推断为江南曹氏家族之人,写的是曹家之事的先后,对《红楼梦》作者的研究亦非止胡适一人,也有不同的观点。

较为有代表的是邓狂言在1919年发表的《红楼梦释真》中对《红楼梦》的作者论述,他对作者作了假设,认为原本《红楼梦》的前八十回是吴梅村作,后四十回是朱竹垞所补。 邓狂言是以索隐的方式来假设与推断作者吴梅村,这种推断是没有任何的史料与掌故做依据,自然没难有说服力。

即使如此,他的观点为后来的台湾学者杜世杰为追随。 不过,同样也没有找到有关的史料作依据。

  所以,对作者的考证或推断问题上,非止胡适先生一个人有独特的见解,而且,这些观点远不止这些。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,胡适的观点并非新说,而是基于清代一些学者与官员之间的说法,再进一步研究。

所以,胡适的观点,其实也不算什么新说。   不过这些依据,成了他锁定江南曹家的理论基础,而更有让人信服的是,胡适与他的追随者陆续发现了甲戌本等十多个脂批本与手抄本,这些脂本中,有许多内容被认为是确定曹雪芹是江南曹氏家族之人的“铁证”。   而陆续发现的《四松堂集》、《枣窗闲笔》、《春柳堂诗稿》等历史文献中,发现了一些记载曹雪芹生平与他人交往经历的内容。   这些发现,是十分重要的,由此影响了很多的人。 以顾颉刚、俞平伯、周汝昌、冯其庸等为代表的学者,一生致力于对脂本与曹学的研究,并形成了以胡适先生理论为基础的曹学派。

  虽然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,胡适遭到了批判,但他的观点却没有受到冲击,而且,让更多的人认可与支持他的观点,以致于后来的中青年红学家,大多是曹学家。

  所以,在近百年的红学史上,胡适的观点似乎成了基本认可与定论的惟一观点,其他的观点虽有出现,但声音十分微弱,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。   然而,随着人们对胡适观点的继续研究,却发现胡适的观点并没有解决红学中的许多问题,很多地方的漏洞无法得到弥补,而限于史料的缺乏与穷尽,曹学已经没有新的发现,即使国家曾动员无数的人在北京寻找曹雪芹墓,最后也一无所获。 更主要的是,随着研究的深入,有人指出胡适先生提供的资料提出了诸多的疑问,比如《四松堂集》批语人为加注的问题;比如脂批的真实性问题。 这些问题已经不是曹学内部的争论问题,而是对胡适先生整个曹学体系质疑的问题。 这当然是许多研究曹氏家族的学者们所不愿意接受的。 由此,展开一场场针锋相对的辩论。

但总体而言,曹学依然是占上风的。   然而,认可曹学观点的红学家对于曹学的研究,亦产生困惑,因为在现有史料中,我们无法确定曹雪芹的真实身份,在曹氏的族谱上找不到曹雪芹其人,他的生卒年与埋葬地,仍无法考证清楚,而族谱上的人物与经历与自传说亦不相符。

虽然曹学家们一直在竭力推论与自圆其说,但也很难凭这些证据与研究来定论。

  红学家俞平伯晚年时曾说:“我尝谓这书(指《红楼梦》)在中国文坛上是个‘梦魇’,你越研究便越觉胡涂”。

“一切红学都是反《红楼梦》的”,“红学愈昌,红楼愈隐”,“红学家说的越多,《红楼梦》越显其坏”。   红学理论家刘梦溪也感叹道:“许多问题形成了死结”。

红学历经百年,索隐派“终结”了,考证派“式微”了,剩下的只是一团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“死结”,在“新材料”发现之前,红学没有出路。    ……  从众多学者的无奈看来,由于历史的久远与史料的缺乏,要完全弄清作者问题,对胡适的观点盖棺定论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作支撑,这也是学界较为一致的认识。   值得一提的是,胡适先生观点的追随者周汝昌先生,在晚年提出来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夫妻二人所著,认为脂砚斋即湘云,而湘云是曹雪芹的妻子,大胆地提出了女性参与《红楼梦》创作的观点。

当然,这也是一种假设与推断,亦没有脱离曹学的范畴。

  面对史料的穷尽,宏篇大论与文山会海早就无法研究出新的成果,红学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瓶颈期。 在曹雪芹的研究上,再多的理论,也成了炒剩饭,很多的推断亦是貌合神离、漏洞难补。

面对这些现状,多位学者提出:“《红楼梦》不是史书、经书,不是等待破译的密码,红学应着眼于小说的艺术魅力的研究”。

  将红学研究回归文本研究与赏识,自然是无奈也是明智的选择。

  总之,近百年来,许多的红学研究者,为了揭示《红楼梦》作者之谜,殚精竭虑,倾尽毕生精力,致力于《红楼梦》的研究,为繁荣文化事业,为传承与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他们执着的精神,是值得我们尊敬与学习的。

不管这些研究是否是正确的,但他们的努力,必将记入《红楼梦》研究的历史扉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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